我只要如此去做,情况就会一点点好转。
还有比这更值得开心的事情吗?
他们会充满斗志,会对未来充满希望。
说到这里,陈景恪话锋一转,道:
“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治心,无为而治只是不过多骚扰百姓,而不是什么都不做。”
“朝廷必须要制定完善的礼法制度,树立一些标杆,以此来规范人的行为,引导人们向善。”
“没有正确的引导,社会风气就会腐化……”
看看前世的西方国家就知道了。
他们只治事而不治心。
所以他们率先实现了现代化,也率先开始妖魔化。
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。
做事和做人都要重视起来,至少也要做成一样。
只不过当时那些人,是用这个理论来批评中国的。
认为中国事儿做不好,人也没教好。
然后西方某某国家做的多好多好。
总之老公知言论了。
抛开立场问题,只看这个理论本身,其实是很有道理的。
一个现代国家,治心和治事都得做好,有一点做的不好都会出问题。
作为穿越者,陈景恪自然要吸取这方面的教训。
在向治事转变的时候,也不能将治心给抛下。
话题说到这里,他终于说出了最终的结论:
“治事当有为,治心需无为。”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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